国家又提“涨工资”，“牛马”的春天真的来了？

来源 | 中访网

作者 | 一杭工作室

晚上11点，某写字楼23层的灯光依然刺眼。键盘敲击声混着咖啡机的嗡鸣在走廊回响，程序员阿伟揉着发涩的眼睛，第三次点击系统考勤，今天的加班时长又很可观。

手机屏幕突然跳出新闻推送，他下意识想划掉，指尖却在触到那行标题时骤然停滞——《“涨工资”，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央文件里》，阿伟不免有些期待：有中央文件背书，今年真的能实现“涨工资”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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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涨工资”，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中

5月26日，一则重磅政策划破职场人关于收入的集体焦虑——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》的文件，文件内容第十五条提到：完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，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，从制度层面为职工“钱袋子” 鼓起来提供保障。

在此之前，政策部署已逐步铺垫。3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，明确提出“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”；4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，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，大力发展服务消费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。

政策层面的密集部署，深刻彰显了推动工资合理增长的现实紧迫性与战略必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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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件》背后的时代焦虑

当前，国际局势错综复杂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全球经济复苏乏力，投资与出口均面临诸多不确定性。在此背景下，扩大内需成为必然选择。

而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，是激活内需市场的重要突破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推动工资合理增长，不仅关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，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
“涨工资”既是民生工程，也是经济命题。2024年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至3.5%，低于GDP增速1.5个百分点；居民消费率（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）仅为46.8%，较全球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。这一现象不仅制约内需潜力释放，更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是单纯的民生议题，而是激活14亿人消费潜力的战略抓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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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矛盾中寻找平衡支点

不过，在“涨工资”的风吹向职场的同时，现实的土壤却呈现出惊人的温差。

当一线城市白领为“996”加班叫苦时，西部地区的农民正为每月3000元的工资精打细算；当科技公司以百万年薪的诱惑争夺AI人才时，传统制造业的打工人还在为社保缴纳比例与雇主博弈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曾在接受《民生周刊》采访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现象，他提到：“当前我国消费不振的深层原因包括两个方面：内外循环失衡与城乡差距。”

数据显示，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.4万元，农村居民仅1.9万元，城乡消费比达到1.8倍。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，其一是收入差距，2024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城镇的38%，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3%（城镇为12%）；

其二是公共服务缺口。一组数据勾勒出城乡生活成本的鲜明对比：2024年，医疗与教育支出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高达32%，比城镇高出10个百分点。这种刚性支出的挤压，迫使农民将42%的收入锁进储蓄罐（城镇储蓄率为 28%），形成“攒钱防风险”的生存惯性。

消费市场的数字化进程，更在城乡之间划出一道刺眼的分界线。数据显示，农村地区网购渗透率仅35%，不足城镇72%的一半。这种数字消费鸿沟的背后，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，更是数字素养、消费习惯等多方面的集中表现。

这也说明，在“涨工资”政策频频发力的当下，还有值得关注的地方。如果不能打破城乡之间的收入结界与公共服务壁垒，政策红利可能只会在少数群体中形成“局部暖流”，难以形成全民消费提振。

当阿伟走出写字楼，城市还未入睡。他抬头仰望，仿佛有一丝微光悄然渗透下来。这光，既来自中央文件的郑重承诺，更源于无数劳动者对自身价值被尊重的深切期盼。这，或许就是“涨工资” 三个字在中央文件中反复出现的终极意义。